摘 要：本文從蠶絲產業鏈視角，分析近幾年中美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蠶桑生產、絲綢加工、絲綢貿易的影響，總結疫情對我國蠶絲業影響的主要特征，并提出后疫情時代促進我國蠶絲業高質量發展的對策建議。
2019 年底在武漢首先確診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續3年多，成為迄今為止人類最大的公共疫情，對各國經濟和社會運行產生巨大影響，也對各行各業發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蠶絲業是我國在國際市場上占有絕對數量優勢的傳統產業，進入21 世紀以來，我國繭、絲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比例基本保持在75% 左右；蠶絲業也是我國低碳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特色民生產業，更是我國能夠實現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地區支柱產業，特別在廣西、云南、四川、重慶、陜西、貴州等西部省（區、市）的一些欠發達地區，蠶絲業不僅是脫貧增收的主導產業，也將是推進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支撐產業。
然而，蠶絲業是一個包括種桑養蠶、繅絲織綢、成品制造、對外貿易，橫跨一二三產，涉及農工商貿的長而完整的產業鏈，前端的蠶桑生產跨種植業和養殖業，密切依存于自然條件與栽桑養蠶技術，面臨的自然災害風險和價格波動的市場風險比其他農業更加突出；中后端的絲綢加工產業鏈長，外向型特征鮮明，受宏觀經濟波動和國際市場供求變化影響較大。因而2018 年開始的新一輪中美貿易戰及2020 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影響中國、印度、烏茲別克斯坦等相關國家的蠶桑生產、絲綢加工及整個產業鏈的供給，也影響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的絲綢消費需求，進而影響全球絲綢市場供求關系，導致繭絲價格和絲綢貿易的大幅波動，影響了我國蠶絲業的發展進程。
本文利用2017—2022 年全國蠶桑生產數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絲綢加工產品統計數據和中國海關的絲綢進出口數據，從蠶桑生產、絲綢加工、對外貿易3 個方面，分析中美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蠶絲產業鏈的影響，總結疫情對蠶絲業影響的主要特征，并提出后疫情時代促進我國蠶絲業高質量發展的對策建議。
1 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蠶絲產業鏈的影響
1.1 疫情對蠶桑生產的影響
我國蠶桑生產包括了桑蠶生產和柞蠶生產。2017—2022 年，受中美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影響，桑蠶繭價格經歷了一次較大幅度的波動， 從2017 年的47.66 元/kg 降至2020 年的34.8 元/kg，降幅26.98%，其中2020 年比上年下降23.14%；2021 年大幅上升至51.42 元/kg，創歷史新高，比上年上漲47.76%；2022 年小幅降至48.36 元/kg。與此對應，全國桑蠶繭產值也經歷了一次較大波動，從2017 年的306.45 億元降至2020 年的239.98 億元，降幅21.69%，其中2020 年比上年下降27.93%；2021年大幅上升至368.53 億元，比上年上升53.57%，無論絕對值還是增幅，均創歷史新高；2022 年小幅下降至357.22 億元（表1）。但是，我國桑園面積、發種量、桑蠶繭產量基本穩定在78 萬hm2、1 700 萬張和70 萬t，主要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不只是影響蠶桑產業，而是影響所有農業產業，因而養蠶農民對疫情的認識比較理性，并沒有因疫情暴發、繭價下跌就毀桑挖桑、放棄養蠶；而2021—2022 年繭價上漲及持續高位，提高了農民種桑養蠶的積極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東桑西移”繼續推進。2017—2022 年，東部（江蘇、浙江、廣東、山東、海南5 省）桑蠶繭產量占全國的比例由17.56% 持續下降至10.67%；中部（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山西、河南6 省）占比穩定在6% 左右；而西部（廣西、四川、重慶、云南、陜西、貴州、甘肅、新疆8 省區市）占比由76.15% 上升至82.79%。在西部作為我國及世界最大蠶桑生產基地的地位更加鞏固的同時，我國蠶桑生產區域集中度也進一步提高，2022 年全國十大主產省（依次為廣西、四川、云南、江蘇、廣東、安徽、浙江、重慶、陜西、山東）的蠶繭產量占比達95.31%，其中全國排名前3 位的廣西、四川、云南的蠶繭產量分別為43.71、8.35、6.3 萬t，分別占比59.17%、11.3% 和8.53%。
我國不僅是世界最大的桑蠶繭生產國，也是世界最大的柞蠶繭生產國，柞蠶繭產量長期占世界柞蠶繭總產量的90% 以上。2017—2022年我國柞蠶繭產量從9.14萬t 增加至9.81 萬t，增加了7.36%，其中2020 年柞蠶繭產量8.41萬t，同比減少2.1%。柞蠶繭價格從2017年40.12元/kg持續上漲至2022年的54.22元/kg，上漲了35.14%，其中2020 年柞蠶繭價格48.5元/kg，比2019 年上漲10.53%。主要原因在于蛹價上漲帶動繭價上漲。不同于桑蠶繭大多用于繅絲織綢，柞蠶繭80%以上用于削口取蛹食用，柞蠶蛹市場需求持續旺盛，導致蛹價持續上漲。2017—2022 年柞蠶蛹價格從51.7元/kg 上漲至68.48 元/kg， 漲幅32.46%， 其中2020年比2019 年上漲6.29%。從生產區域看，遼寧、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河南等5 省的柞蠶繭產量占全國柞蠶繭總產量的99% 以上，其中遼寧是全國最大的柞蠶繭生產省，其柞蠶繭產量占比從2017 年的52.52% 下降至2019 年的47.12%，2020—2022 年持續回升，2022 年占比高達58.11%。
1.2 疫情對絲綢加工的影響
我國絲綢加工業主要包括繅絲、織綢、印染、成品制造等環節，主要產品為生絲、蠶絲及交織物（含蠶絲≥ 50%，即真絲綢緞；2021年開始改為含蠶絲≥ 30%）和服裝、服飾、家紡等絲綢終端產品。由于絲綢終端產品種類繁多，而且真絲、含絲產品難以界定，國家對絲綢終端產品并沒有完整的分類統計數據。除生絲、絹絲、綢緞等半成品外，蠶絲被是唯一被國家統計局列入統計的絲綢終端產品。2017—2020 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要絲綢產品均有不同程度下降（表2），其中蠶絲產量從141 826 t 降至53 359 t，下降了62.38%；生絲產量從134 208 t 降至50 226 t，下降了62.58%；絹絲產量從7 618 t 降至3 132 t，下降了58.89%；綢緞產量從60 072 萬m 降至38 340 萬m，下降了36.18%；蠶絲被產量從1 922 萬條降至924 萬條，下降了51.93%。其中，2020 年蠶絲、綢緞、蠶絲被產量分別同比下降22.21%、20.35% 和21.5%。2022 年蠶絲產量49 878 t， 比2020 年下降6.52%；其中，生絲產量46 071 t，比2020 年下降8.27%，絹絲產量3 807 t，比2020 年增加21.55%；綢緞產量29 835 萬m， 比2020 年下降22.18%；蠶絲被產量1 663 萬條，比2020年增加79.98%。
從繅絲工業格局看，“ 東絲西進”繼續推進，2017—2021 年東部蠶絲產量占比從23.79% 下降到21.78%，而中部占比從9.67% 上升至11.44%，西部占比從66.55% 波動上升至66.78%。但2022 年東、中、西部占比變化為25.25%、11.07% 和63.69%。廣西、四川、江蘇、浙江、云南等5 省（區）是全國最重要的繅絲加工地，2017—2022 年5 省蠶絲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80% 左右；其中廣西作為全國“東絲西進”的最大承接地，2010 年以來蠶絲產量穩居全國第1 位，占全國的1/3 左右。
從綢緞加工格局看，2017—2020 年東部綢緞產量占比從47.65% 下降到35.89%， 中部綢緞產量占比從10.63% 下降到5.31%，而西部綢緞產量占比從41.72% 上升至58.80%，但2022 年東部占比上升為44.32%，中、西部占比分別降至3.80% 和51.89%。2018 年西部綢緞產量占比（44.63%）超過東部（44.33%），2020—2022 年西部綢緞產量占比超過50%，初步實現“東綢西移”的格局。2022 年浙江、四川、重慶、廣西、江蘇、安徽、山東7 省（區、市）的綢緞產量合計占比98.54%，其中浙江、四川是全國最重要的綢緞生產基地，分別占比36.26% 和36.21%；其他5 省（區、市）占比分別在2%~8%。
從絲綢終端產品看，江蘇、浙江2 省是我國傳統的蠶絲被產地，已經形成了浙江省桐鄉市洲泉鎮、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震澤鎮等著名的蠶絲被生產基地，2017—2020 年2 省的蠶絲被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比例從39.13% 上升至51.52%，2021 年仍分列全國第1、第2 位，但合計占比降至38.66%；2022 年占比繼續降至29.04%，并被新興的蠶絲被產地江西、河南2 省超越。2022 年江西、河南、江蘇、浙江、湖南等5 省的蠶絲被產量均在160 萬條以上，合計占比85%。2018 年以來，中國絲綢協會以高檔絲綢標志行業公共品牌為切入點，實行嚴格的準入和退出機制，推進絲綢終端產品品牌建設。截止2022 年底，獲得高檔絲綢標志企業達到40 家，覆蓋全國12 省（區、市），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蘇和四川3 省，已形成了萬事利、嘉欣絲綢、凱喜雅、達利、喜得寶、絲綢之路、金富春、蘇豪、鑫緣、華佳、京久、太湖雪、鼎盛、六合等一批國內知名的絲綢終端產品品牌。
1.3 疫情對絲綢貿易的影響
據中國海關統計（表3），2017—2020年，我國真絲綢進出口總額從37.5 億美元持續下降至13.33 億美元，降幅64.46%，其中2020年同比下降44.68%；出口額從35.58 億美元持續下降至10.71 億美元，降幅69.89%，其中2020 年同比下降50.62%；但進口額反而增加，從1.92 億美元持續增加至2.61 億美元，增幅36.18%。2021—2022 年，我國絲綢出口持續回升。2021 年真絲綢商品進出口總額為17.59 億美元，同比增長31.98%；其中，出口額為13.49億美元，同比增長25.93%；進口額為4.10 億美元，同比增長56.77%。2022 年，我國真絲綢商品進出口總額為20.64 億美元，同比增長17.36%；其中，出口額為16.99 億美元，同比增長25.92%；進口額為3.65 億美元，同比下降10.87%。
從絲綢出口商品分類看，2017—2020 年，隨著我國真絲綢出口額的持續下降，絲類、真絲綢緞、絲綢制成品出口額分別下降55.29%、56.08% 和76.77%，其中2020年同比下降39.23%、54.66%、52.46%。2021—2022 年真絲綢出口止跌回升，各類產品的出口額也開始回升，2022 年絲類、真絲綢緞、絲綢制成品出口額分別比2020 年增長96.89%、71.14% 和35.69%。2017—2021 年，隨著我國真絲綢進口額的持續增長，絲類、絲綢制成品進口額也持續增加，分別增長442.95% 和124.04%，但真絲綢緞進口額下降了40.02%。2022 年進口額同比下降10.87%，其中絲類、真絲綢緞、絲綢制成品進口分別同比下降6.6%、26.18% 和10.73%。
從進出口數量看，2019 年之前，我國絲類出口一直大于進口，保持貿易數量順差。但2020 年我國絲類進口多于出口63 t，是近30 年來第一次出現數量逆差。2021 年， 我國絲類進口量繼續大幅增加至7 367 t，連續第3 年成為全球絲類進口量最大的市場，同比增長31.26%，占比首次超過全球絲類進口量的一半，達52.18%，數量逆差擴大至1 616 t。2022 年，我國絲類進口量減少至6 809 t，出口量增加至8 888 t，扭轉了連續2 年的逆差，實現順差2 099 t。
從絲綢商品出口結構看，2017—2022年，我國絲類出口額占真絲綢出口總額的比例從15.32%增長至28.25%；真絲綢緞占比從17.34%增長至27.29%；絲綢制成品占比從67.34%下降至44.46%。從絲綢商品進口結構看，我國絲類進口額占真絲綢進口總額的比例從6.79%持續增長至18.27%；真絲綢緞占比從19.62%持續下降至4.57%；絲綢制成品占比從73.59%波動增長至77.34%。因此，我國真絲綢進出口均以制成品為主，其中進口結構中制成品占比更高；出口結構中，絲類、真絲綢緞占比上升，制成品占比下降，出口結構更偏向原料和半成品；進口結構中，絲類和制成品占比均上升，而真絲綢緞占比大幅下降，表明我國綢緞加工能力和水平上升，同時原料和終端產品需求增加。
從絲綢進出口市場結構看，我國與130 多個國家有絲綢貿易聯系，絲綢出口已經基本實現“賣全球”，但我國絲綢出口和進口的集中度較高，而且相對穩定。2017—2022 年按出口額排名前10 的出口市場占比約85%，排名前5 的出口市場占比約70%，歐盟和美國是我國絲綢商品最主要的出口市場，合計占比45% 左右，其次是中國香港、日本、印度、英國、巴基斯坦、韓國等；2022 年我國真絲綢出口額排名前5 的出口市場依次為：歐盟（占比27.99%）、美國（占比16.81%）、印度（占比11.01%）、日本（占比6.53%）和中國香港（占比5.94%），合計占比68.28%。2017—2022 年按進口額排名前5 的進口市場占比約90%，歐盟是我國絲綢商品最主要的進口來源地，占比保持在70% 以上，其次是印度、烏茲別克斯坦、日本等。2022 年我國從歐盟進口絲綢產品2.61 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71.57%。
我國絲綢貿易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的相關省份。2017—2022 年， 浙江、江蘇、廣東、上海、山東等5省（市、區）的真絲綢出口額占比保持在80% 以上，其中浙江、江蘇、廣東是3 個最主要的出口省份。2022 年真絲綢商品出口額排名前5 的省份依次為：浙江（占比37.45%）、江蘇（占比18.22%）、廣東（占比11.47%）、上海（占比7.75%）、山東（占比7.14%），合計占比82.03%；相比2017 年，浙江、廣東占比下降，而江蘇、上海、山東占比上升。我國真絲綢進口主要省份為上海、廣東和浙江，2017—2022 年3 省進口額占比保持在83% 左右，其中上海占比從61.05% 持續上升至72.4%，而其他2 省占比有不同程度下降；2022 年3 省占比分別為72.4%、8.83% 和3.17%，合計占比84.4%。
2 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蠶絲業影響的主要特征
2.1 疫情加劇了蠶絲業的波動
我國蠶絲業的波動周期一般為5 年，新冠肺炎疫情縮短了產業波動周期，增加了波動頻率，加大了波動幅度，導致蠶絲業的大落大起。疫情對蠶絲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2020—2021 年，主要影響蠶絲產業鏈前端的繭絲價格和后端的絲綢商品出口。
2020 年4 月4A 級生絲價格跌至26 萬元/t，比最高時跌了一半；絲價大幅下跌導致繭價也大幅下跌，當年春繭和夏秋繭價格分別同比下降14.34% 和27.37%，全年繭價同比下降23.14%。但是，2021 年絲價大幅回升帶動繭價大幅上漲，當年春繭和夏秋繭價格分別同比上漲63.71% 和38.24%，全年繭價同比上漲47.76%，達到了歷史最高繭價水平51.42 元/kg。
2020 年疫情初期嚴重影響我國企業絲綢訂單完成，妨礙我國絲綢出口，導致當年真絲綢出口額下降50.62%，全年出口額僅為10.71 億美元，為1986 年以來最低水平；其中絲類、真絲綢緞、絲綢制成品出口額分別同比下降39.23%、54.66%、52.46%。從我國及世界蠶絲業發展歷程看，繭絲價格的大起大落和絲綢出口的大幅波動，都是對蠶絲業發展的傷害，不利于保持蠶絲產業規模的穩定，也不利于推進蠶絲業的高質量發展。
2.2 疫情對產業鏈各環節的影響存在差異
2020 年我國蠶繭產量同比減少了4.1%，蠶絲、綢緞、蠶絲被產量分別同比減少22.21%、20.35% 和21.5%，而真絲綢出口同比下降52.46%，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對蠶桑生產、絲綢加工、絲綢出口影響的嚴重程度依次增大，即疫情對蠶桑生產的影響相對較小，對絲綢加工的影響較大，而對絲綢出口的影響最大，其中一個原因是絲綢出口受到中美貿易戰的疊加影響較大。疫情對絲綢貿易的影響還體現在2 個方面：一是我國絲綢進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例大幅上升，從2019 年的9.94% 上升到2020 年的19.62% 和2021 年的23.3%，2022 年依然高達17.7%；二是2020 年絲類貿易凈出口量由正轉負，出現30 年來第一次絲類貿易量的逆差，2021 年逆差擴大至1 616 t，2022 年又轉為順差2 099 t。
2021—2022 年產業鏈各環節的回升也明顯存在差異。2022 年蠶繭產量73.88 t，比2020 年增加了7.13%，已經超過疫情前2019 年的蠶繭產量水平；蠶絲、綢緞繼續減產，但2022 年蠶絲被產量1 663 萬條，比2020 年增加79.98%，且已高于2018—2019年的產量水平，說明疫情期間國內市場對終端產品蠶絲被的需求不減反增。2022 年真絲綢出口額比2020年增加了58.58%，只恢復到2019 年出口額的78.33%；其中絲類、真絲綢緞、絲綢制成品出口分別增長96.89%、71.14%和35.69%，即加工程度越高的絲綢商品的出口恢復越弱，由此導致我國絲綢商品出口結構更加偏向于繭絲原料和綢緞半成品為主。
2.3 疫情加快了產業鏈向西轉移的速度 疫情并未改變
我國蠶絲業由東向西轉移的進程，反而是加快了產業鏈各環節向西轉移的速度。繼2005 年西部蠶繭產量超過東部、2010 年西部蠶絲產量超過東部，2018年西部綢緞產量也超過東部，2020—2022 年在疫情的影響下，西部綢緞產量占比超過50%，初步實現了“東綢西移”。至此，我國蠶絲產業鏈的繭、絲、綢3 個環節都完成了由東部向西部的生產區域轉移。2022 年西部蠶繭、蠶絲、綢緞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比例分別達到了82.79%、63.69% 和51.89%，西部成為中國及世界最大的繭絲生產和綢緞加工基地。
2.4 疫情加快了產業各環節科技創新的步伐
面對中美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無論是蠶絲業的前端，還是后端，都加快了科技創新的步伐。
前端的蠶繭生產環節呈現2 個鮮明的特征：一是以浙江省巴貝集團嵊州陌桑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后簡稱陌桑高科）為代表的全齡人工飼料工廠化、規模化、智能化養蠶，徹底改變了幾千年來傳統的種桑養蠶模式，也引領了全國的全齡人工飼料工廠化養蠶模式的興起，吸引了雅士林集團有限公司、同益新中控實業有限公司等更多大型企業的介入。2021年陌桑高科初步實現了日產18 t 鮮繭的周年產業化運行（即全年365 d 連續養蠶產繭），年產蠶繭5 000 t，占浙江省蠶繭總產量的24.27%，使浙江省蠶繭產量比上年增加10.16%，一舉扭轉了該省連續13 年蠶桑生產不斷萎縮的局面；2022 年生產蠶繭6 500 t，占浙江省蠶繭總產量的34.99%；隨著2022 年底全齡人工飼料工廠化養蠶二期工程的試運行，2023 年二期投產后的陌桑高科預期年產蠶繭3 萬t 以上。二是以基地化、規模化、機械化為標志的中西部傳統種桑養蠶方式的現代化變革，近3 年來人工飼料工廠化小蠶共育、大蠶房及成套的省力化養蠶設施在各大蠶區快速推進。
后端的絲綢加工環節也呈現出2 大特征：一是數字化轉型正在改變傳統的生產流程，鮮繭繅絲、生絲電子檢測、數字印花、人工智能設計等關鍵技術裝備開發應用取得新突破；二是品牌引領和線上線下結合的營銷模式，使萬事利等一批絲綢產品成為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追捧的新國潮。
基礎研究領域，國家蠶桑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代方銀教授團隊完成1 078 份蠶種質資源深度測序，率先創建“數字家蠶”基因庫，成功繪制高精度家蠶泛基因組圖譜，入選2022 年度國內十大科技新聞。多元利用領域，桑枝總生物堿片、蠶絲蛋白骨釘、存儲器、保鮮劑、縫合線等高新技術產品研發成功，行業綜合利用開發不斷向生物、醫藥、化工等領域深入拓展。“雙碳”背景下，繅絲廢水熱能循環使用等清潔低碳生產技術廣泛應用，行業節能減排水平進一步提升。
2.5 疫情促進了蠶絲業國內大循環的構建
2017—2020年我國真絲綢出口額逐年下降，2021—2022年雖然企穩回暖、連續增長，但是2022 年出口額僅16.99億美元，只相當于2019 年的78.31%和2017 年的47.75%；而蠶繭產量相對穩定，絲綢進口持續增長，并且2020—2021年連續2年絲類進口量超過出口量、對歐盟的絲綢制成品進口額也超過出口額。因此，在線上線下銷售齊頭并進，直播帶貨、短視頻等新零售快速發展的情況下，我國生產的繭絲最終主要以蠶絲被、真絲家紡、服裝服飾、禮品等產品由國內市場消費。
據商務部監測，2021 年全國50家絲綢樣本企業銷售額為31.35億元，同比增長24.91%。其中，真絲綢緞銷售額12.28億元，同比增長46.15%；家紡產品銷售額11.81 億元，同比增長14.72%；真絲服裝銷售額3.79 億元，同比增長9.57%；服飾銷售額2.23 億元，同比增長3.54%；其他產品銷售額1.25 億元，同比增長56.57%。按2016 年內銷比例60%推算，2020—2022 年我國繭絲綢產品內銷比例應在70% 以上，蠶絲業已經由過去典型的出口主導轉向內銷為主，初步形成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
3 推進我國蠶絲業高質量發展的對策建議
2022 年12 月以來，隨著我國防疫措施的優化調整，經濟社會生活逐漸回歸正常。黨的二十大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后疫情時代我國蠶絲業高質量發展也應從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體系轉變。謀求蠶絲業高質量發展，實現中國蠶絲業現代化，需要秉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開放發展、綠色發展和共享發展。
3.1 堅持創新發展，加快科技創新步伐
面對國內外環境新變化，傳統的蠶絲業更加需要發揮科技創新的支撐引領作用，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重大機遇，加快推進科技創新的步伐。從產業鏈前端來講，要繼續轉變生產方式，使傳統蠶桑生產向現代化蠶繭工廠轉變，實現蠶業現代化。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大力推廣應用省力化設備和技術，降低勞動強度，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在東部相對發達地區，則進一步擴大全齡人工飼料工廠化養蠶規模和提高生產、管理和產品開發應用水平。從產業鏈中后端來講，要加快繅絲設備和技術的智能化、繅絲織綢一體化，絲綢印染數字化和絲綢產品定制化；加快自主絲綢品牌建設，提高終端產品附加值和國際競爭力。從產業多元拓展來講，要加快推進生物醫藥、功能蠶絲蛋白等研究、開發與應用，加快新產品的產業化進程，將蠶桑繭絲資源向生物材料、醫用、保健等高新技術領域和大健康產業拓展。
3.2 堅持協調發展，加強產業和區域協調
產業協調發展的要義在于增強產業鏈整體性、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的協調性。產業鏈整體性旨在延伸產業鏈、完善供應鏈、構建創新鏈、提升價值鏈。產業結構協調發展既要完善包括種桑養蠶、繅絲織綢、成品制造、對外貿易各環節的傳統產業鏈，又要構建包括桑產業、蠶產業、蠶桑絲綢文化產業在內的現代蠶絲產業體系，不斷拓展產業分支，延伸各分支產業鏈。區域協調發展應正視“東桑西移”“東絲西進”和“東綢西移”的現實，協調東、中、西部主產省之間的分工與合作，促使產業鏈各環節向優勢區域、優勢企業集聚，形成農工商貿各環節、一二三各產業在各區域間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協調發展的新格局。在國內外協調發展上，傳統蠶絲業是一個以出口為主、外向度很高的產業，現代蠶絲產業體系的發展將更多滿足國內市場對絲綢產品、桑蠶繭絲多元利用產品的消費需求，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蠶絲業發展新格局。
3.3 堅持綠色發展，強化產業低碳功能
“雙碳”目標下，未來我國污染防治、生態環保、綠色發展力度將持續加大。為實現生態文明，必須堅持“兩山”理念，深入實施蠶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快推動蠶絲業生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一要推進桑樹生態價值的實現，彰顯桑樹的生態效益。桑樹本身具有很強的生態價值和碳匯作用，只是如何評估和實現桑樹生態價值有待進一步研究，尤其是量化和轉化研究。二要充分認識蠶桑絲綢產品的綠色特征。蠶絲是一種天然纖維，作為“纖維皇后”，素有“人體第二肌膚”的美稱。絲綢產品和蠶桑繭絲資源多元利用產品皆為綠色、健康產品。三要變革蠶繭生產方式。依托人工飼料、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加快全齡人工飼料工廠化、智能化養蠶收繭和蠶沙再利用，改變養蠶對季節、氣候、土地的依賴。實現蠶桑生產的規模經濟效益。四要推進循環經濟模式。通過基地化、規模化、集約化生產和產業化經營，提高傳統蠶桑生產效率和土地利用率；加快蠶桑繭絲資源多元利用和轉型發展，大幅提高資源循環利用效率。
3.4 堅持開放發展，加大產業國際合作
蠶絲業高質量發展應主動融入大農業、大紡織業、大健康產業，即前端融入大農業，后端融入大紡織業，整個產業體系融入大健康產業。積極推進產業開放與合作，向資本和其他行業開放，吸引工商業資本和企業的介入，尤其是有實力的大型企業介入蠶絲業各分支及產業鏈各環節。隨著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亞、南亞、東南亞、非洲種桑養蠶的進程加快，我國蠶種、栽桑養蠶、繅絲都呈現向國外轉移的趨勢，近幾年的絲綢貿易結構的變化也表明了此種趨勢。為此，應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加快產業國際布局，從全球范圍進行空間層面的產業鏈整合和資源優化配置，提升我國在世界蠶絲產業鏈中的分工地位。加強國內外企業與相關科研院所的協作，構建產、學、研相結合的科技創新體制和機制，推進多元化的現代蠶絲產業體系的發展。
3.5 堅持共享發展，提升產業共享水平
2021 年我國人均GDP 超過1.2萬美元，中等收入群體達到4億人，我國正在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隨著收入水平上升，居民消費需求必然轉向綠色、健康、舒適型產品，絲綢產品及蠶桑繭絲資源多元開發利用生產出來的食品、保健品、藥品及蠶絲生物醫用產品等，都是實現人民美好生活的大健康產品。歷史上的蠶絲業曾經是高新技術產業、支柱產業、功勛產業，現在的蠶絲業是我國具有深厚傳統文化底蘊的歷史經典產業，也是21世紀美化生活提升品質的時尚創意產業；是我國低碳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特色民生產業，也是我國能夠實現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地區支柱產業。鄉村振興的關鍵是產業振興，蠶絲業曾經在精準扶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必將在鄉村振興中繼續發揮其應有作用。蠶業增效、農民增收還是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發展蠶絲業，前端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后端滿足人民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有利于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推進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
日期：2023-03-28
2019 年底在武漢首先確診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續3年多，成為迄今為止人類最大的公共疫情，對各國經濟和社會運行產生巨大影響，也對各行各業發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蠶絲業是我國在國際市場上占有絕對數量優勢的傳統產業，進入21 世紀以來，我國繭、絲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比例基本保持在75% 左右；蠶絲業也是我國低碳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特色民生產業，更是我國能夠實現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地區支柱產業，特別在廣西、云南、四川、重慶、陜西、貴州等西部省（區、市）的一些欠發達地區，蠶絲業不僅是脫貧增收的主導產業，也將是推進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支撐產業。
然而，蠶絲業是一個包括種桑養蠶、繅絲織綢、成品制造、對外貿易，橫跨一二三產，涉及農工商貿的長而完整的產業鏈，前端的蠶桑生產跨種植業和養殖業，密切依存于自然條件與栽桑養蠶技術，面臨的自然災害風險和價格波動的市場風險比其他農業更加突出；中后端的絲綢加工產業鏈長，外向型特征鮮明，受宏觀經濟波動和國際市場供求變化影響較大。因而2018 年開始的新一輪中美貿易戰及2020 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影響中國、印度、烏茲別克斯坦等相關國家的蠶桑生產、絲綢加工及整個產業鏈的供給，也影響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的絲綢消費需求，進而影響全球絲綢市場供求關系，導致繭絲價格和絲綢貿易的大幅波動，影響了我國蠶絲業的發展進程。
本文利用2017—2022 年全國蠶桑生產數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絲綢加工產品統計數據和中國海關的絲綢進出口數據，從蠶桑生產、絲綢加工、對外貿易3 個方面，分析中美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蠶絲產業鏈的影響，總結疫情對蠶絲業影響的主要特征，并提出后疫情時代促進我國蠶絲業高質量發展的對策建議。
1 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蠶絲產業鏈的影響
1.1 疫情對蠶桑生產的影響
我國蠶桑生產包括了桑蠶生產和柞蠶生產。2017—2022 年，受中美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影響，桑蠶繭價格經歷了一次較大幅度的波動， 從2017 年的47.66 元/kg 降至2020 年的34.8 元/kg，降幅26.98%，其中2020 年比上年下降23.14%；2021 年大幅上升至51.42 元/kg，創歷史新高，比上年上漲47.76%；2022 年小幅降至48.36 元/kg。與此對應，全國桑蠶繭產值也經歷了一次較大波動，從2017 年的306.45 億元降至2020 年的239.98 億元，降幅21.69%，其中2020 年比上年下降27.93%；2021年大幅上升至368.53 億元，比上年上升53.57%，無論絕對值還是增幅，均創歷史新高；2022 年小幅下降至357.22 億元（表1）。但是，我國桑園面積、發種量、桑蠶繭產量基本穩定在78 萬hm2、1 700 萬張和70 萬t，主要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不只是影響蠶桑產業，而是影響所有農業產業，因而養蠶農民對疫情的認識比較理性，并沒有因疫情暴發、繭價下跌就毀桑挖桑、放棄養蠶；而2021—2022 年繭價上漲及持續高位，提高了農民種桑養蠶的積極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東桑西移”繼續推進。2017—2022 年，東部（江蘇、浙江、廣東、山東、海南5 省）桑蠶繭產量占全國的比例由17.56% 持續下降至10.67%；中部（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山西、河南6 省）占比穩定在6% 左右；而西部（廣西、四川、重慶、云南、陜西、貴州、甘肅、新疆8 省區市）占比由76.15% 上升至82.79%。在西部作為我國及世界最大蠶桑生產基地的地位更加鞏固的同時，我國蠶桑生產區域集中度也進一步提高，2022 年全國十大主產省（依次為廣西、四川、云南、江蘇、廣東、安徽、浙江、重慶、陜西、山東）的蠶繭產量占比達95.31%，其中全國排名前3 位的廣西、四川、云南的蠶繭產量分別為43.71、8.35、6.3 萬t，分別占比59.17%、11.3% 和8.53%。
我國不僅是世界最大的桑蠶繭生產國，也是世界最大的柞蠶繭生產國，柞蠶繭產量長期占世界柞蠶繭總產量的90% 以上。2017—2022年我國柞蠶繭產量從9.14萬t 增加至9.81 萬t，增加了7.36%，其中2020 年柞蠶繭產量8.41萬t，同比減少2.1%。柞蠶繭價格從2017年40.12元/kg持續上漲至2022年的54.22元/kg，上漲了35.14%，其中2020 年柞蠶繭價格48.5元/kg，比2019 年上漲10.53%。主要原因在于蛹價上漲帶動繭價上漲。不同于桑蠶繭大多用于繅絲織綢，柞蠶繭80%以上用于削口取蛹食用，柞蠶蛹市場需求持續旺盛，導致蛹價持續上漲。2017—2022 年柞蠶蛹價格從51.7元/kg 上漲至68.48 元/kg， 漲幅32.46%， 其中2020年比2019 年上漲6.29%。從生產區域看，遼寧、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河南等5 省的柞蠶繭產量占全國柞蠶繭總產量的99% 以上，其中遼寧是全國最大的柞蠶繭生產省，其柞蠶繭產量占比從2017 年的52.52% 下降至2019 年的47.12%，2020—2022 年持續回升，2022 年占比高達58.11%。
1.2 疫情對絲綢加工的影響
我國絲綢加工業主要包括繅絲、織綢、印染、成品制造等環節，主要產品為生絲、蠶絲及交織物（含蠶絲≥ 50%，即真絲綢緞；2021年開始改為含蠶絲≥ 30%）和服裝、服飾、家紡等絲綢終端產品。由于絲綢終端產品種類繁多，而且真絲、含絲產品難以界定，國家對絲綢終端產品并沒有完整的分類統計數據。除生絲、絹絲、綢緞等半成品外，蠶絲被是唯一被國家統計局列入統計的絲綢終端產品。2017—2020 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要絲綢產品均有不同程度下降（表2），其中蠶絲產量從141 826 t 降至53 359 t，下降了62.38%；生絲產量從134 208 t 降至50 226 t，下降了62.58%；絹絲產量從7 618 t 降至3 132 t，下降了58.89%；綢緞產量從60 072 萬m 降至38 340 萬m，下降了36.18%；蠶絲被產量從1 922 萬條降至924 萬條，下降了51.93%。其中，2020 年蠶絲、綢緞、蠶絲被產量分別同比下降22.21%、20.35% 和21.5%。2022 年蠶絲產量49 878 t， 比2020 年下降6.52%；其中，生絲產量46 071 t，比2020 年下降8.27%，絹絲產量3 807 t，比2020 年增加21.55%；綢緞產量29 835 萬m， 比2020 年下降22.18%；蠶絲被產量1 663 萬條，比2020年增加79.98%。
從繅絲工業格局看，“ 東絲西進”繼續推進，2017—2021 年東部蠶絲產量占比從23.79% 下降到21.78%，而中部占比從9.67% 上升至11.44%，西部占比從66.55% 波動上升至66.78%。但2022 年東、中、西部占比變化為25.25%、11.07% 和63.69%。廣西、四川、江蘇、浙江、云南等5 省（區）是全國最重要的繅絲加工地，2017—2022 年5 省蠶絲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80% 左右；其中廣西作為全國“東絲西進”的最大承接地，2010 年以來蠶絲產量穩居全國第1 位，占全國的1/3 左右。
從綢緞加工格局看，2017—2020 年東部綢緞產量占比從47.65% 下降到35.89%， 中部綢緞產量占比從10.63% 下降到5.31%，而西部綢緞產量占比從41.72% 上升至58.80%，但2022 年東部占比上升為44.32%，中、西部占比分別降至3.80% 和51.89%。2018 年西部綢緞產量占比（44.63%）超過東部（44.33%），2020—2022 年西部綢緞產量占比超過50%，初步實現“東綢西移”的格局。2022 年浙江、四川、重慶、廣西、江蘇、安徽、山東7 省（區、市）的綢緞產量合計占比98.54%，其中浙江、四川是全國最重要的綢緞生產基地，分別占比36.26% 和36.21%；其他5 省（區、市）占比分別在2%~8%。
從絲綢終端產品看，江蘇、浙江2 省是我國傳統的蠶絲被產地，已經形成了浙江省桐鄉市洲泉鎮、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震澤鎮等著名的蠶絲被生產基地，2017—2020 年2 省的蠶絲被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比例從39.13% 上升至51.52%，2021 年仍分列全國第1、第2 位，但合計占比降至38.66%；2022 年占比繼續降至29.04%，并被新興的蠶絲被產地江西、河南2 省超越。2022 年江西、河南、江蘇、浙江、湖南等5 省的蠶絲被產量均在160 萬條以上，合計占比85%。2018 年以來，中國絲綢協會以高檔絲綢標志行業公共品牌為切入點，實行嚴格的準入和退出機制，推進絲綢終端產品品牌建設。截止2022 年底，獲得高檔絲綢標志企業達到40 家，覆蓋全國12 省（區、市），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蘇和四川3 省，已形成了萬事利、嘉欣絲綢、凱喜雅、達利、喜得寶、絲綢之路、金富春、蘇豪、鑫緣、華佳、京久、太湖雪、鼎盛、六合等一批國內知名的絲綢終端產品品牌。
1.3 疫情對絲綢貿易的影響
據中國海關統計（表3），2017—2020年，我國真絲綢進出口總額從37.5 億美元持續下降至13.33 億美元，降幅64.46%，其中2020年同比下降44.68%；出口額從35.58 億美元持續下降至10.71 億美元，降幅69.89%，其中2020 年同比下降50.62%；但進口額反而增加，從1.92 億美元持續增加至2.61 億美元，增幅36.18%。2021—2022 年，我國絲綢出口持續回升。2021 年真絲綢商品進出口總額為17.59 億美元，同比增長31.98%；其中，出口額為13.49億美元，同比增長25.93%；進口額為4.10 億美元，同比增長56.77%。2022 年，我國真絲綢商品進出口總額為20.64 億美元，同比增長17.36%；其中，出口額為16.99 億美元，同比增長25.92%；進口額為3.65 億美元，同比下降10.87%。
從絲綢出口商品分類看，2017—2020 年，隨著我國真絲綢出口額的持續下降，絲類、真絲綢緞、絲綢制成品出口額分別下降55.29%、56.08% 和76.77%，其中2020年同比下降39.23%、54.66%、52.46%。2021—2022 年真絲綢出口止跌回升，各類產品的出口額也開始回升，2022 年絲類、真絲綢緞、絲綢制成品出口額分別比2020 年增長96.89%、71.14% 和35.69%。2017—2021 年，隨著我國真絲綢進口額的持續增長，絲類、絲綢制成品進口額也持續增加，分別增長442.95% 和124.04%，但真絲綢緞進口額下降了40.02%。2022 年進口額同比下降10.87%，其中絲類、真絲綢緞、絲綢制成品進口分別同比下降6.6%、26.18% 和10.73%。
從進出口數量看，2019 年之前，我國絲類出口一直大于進口，保持貿易數量順差。但2020 年我國絲類進口多于出口63 t，是近30 年來第一次出現數量逆差。2021 年， 我國絲類進口量繼續大幅增加至7 367 t，連續第3 年成為全球絲類進口量最大的市場，同比增長31.26%，占比首次超過全球絲類進口量的一半，達52.18%，數量逆差擴大至1 616 t。2022 年，我國絲類進口量減少至6 809 t，出口量增加至8 888 t，扭轉了連續2 年的逆差，實現順差2 099 t。
從絲綢商品出口結構看，2017—2022年，我國絲類出口額占真絲綢出口總額的比例從15.32%增長至28.25%；真絲綢緞占比從17.34%增長至27.29%；絲綢制成品占比從67.34%下降至44.46%。從絲綢商品進口結構看，我國絲類進口額占真絲綢進口總額的比例從6.79%持續增長至18.27%；真絲綢緞占比從19.62%持續下降至4.57%；絲綢制成品占比從73.59%波動增長至77.34%。因此，我國真絲綢進出口均以制成品為主，其中進口結構中制成品占比更高；出口結構中，絲類、真絲綢緞占比上升，制成品占比下降，出口結構更偏向原料和半成品；進口結構中，絲類和制成品占比均上升，而真絲綢緞占比大幅下降，表明我國綢緞加工能力和水平上升，同時原料和終端產品需求增加。
從絲綢進出口市場結構看，我國與130 多個國家有絲綢貿易聯系，絲綢出口已經基本實現“賣全球”，但我國絲綢出口和進口的集中度較高，而且相對穩定。2017—2022 年按出口額排名前10 的出口市場占比約85%，排名前5 的出口市場占比約70%，歐盟和美國是我國絲綢商品最主要的出口市場，合計占比45% 左右，其次是中國香港、日本、印度、英國、巴基斯坦、韓國等；2022 年我國真絲綢出口額排名前5 的出口市場依次為：歐盟（占比27.99%）、美國（占比16.81%）、印度（占比11.01%）、日本（占比6.53%）和中國香港（占比5.94%），合計占比68.28%。2017—2022 年按進口額排名前5 的進口市場占比約90%，歐盟是我國絲綢商品最主要的進口來源地，占比保持在70% 以上，其次是印度、烏茲別克斯坦、日本等。2022 年我國從歐盟進口絲綢產品2.61 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71.57%。
我國絲綢貿易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的相關省份。2017—2022 年， 浙江、江蘇、廣東、上海、山東等5省（市、區）的真絲綢出口額占比保持在80% 以上，其中浙江、江蘇、廣東是3 個最主要的出口省份。2022 年真絲綢商品出口額排名前5 的省份依次為：浙江（占比37.45%）、江蘇（占比18.22%）、廣東（占比11.47%）、上海（占比7.75%）、山東（占比7.14%），合計占比82.03%；相比2017 年，浙江、廣東占比下降，而江蘇、上海、山東占比上升。我國真絲綢進口主要省份為上海、廣東和浙江，2017—2022 年3 省進口額占比保持在83% 左右，其中上海占比從61.05% 持續上升至72.4%，而其他2 省占比有不同程度下降；2022 年3 省占比分別為72.4%、8.83% 和3.17%，合計占比84.4%。
2 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蠶絲業影響的主要特征
2.1 疫情加劇了蠶絲業的波動
我國蠶絲業的波動周期一般為5 年，新冠肺炎疫情縮短了產業波動周期，增加了波動頻率，加大了波動幅度，導致蠶絲業的大落大起。疫情對蠶絲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2020—2021 年，主要影響蠶絲產業鏈前端的繭絲價格和后端的絲綢商品出口。
2020 年4 月4A 級生絲價格跌至26 萬元/t，比最高時跌了一半；絲價大幅下跌導致繭價也大幅下跌，當年春繭和夏秋繭價格分別同比下降14.34% 和27.37%，全年繭價同比下降23.14%。但是，2021 年絲價大幅回升帶動繭價大幅上漲，當年春繭和夏秋繭價格分別同比上漲63.71% 和38.24%，全年繭價同比上漲47.76%，達到了歷史最高繭價水平51.42 元/kg。
2020 年疫情初期嚴重影響我國企業絲綢訂單完成，妨礙我國絲綢出口，導致當年真絲綢出口額下降50.62%，全年出口額僅為10.71 億美元，為1986 年以來最低水平；其中絲類、真絲綢緞、絲綢制成品出口額分別同比下降39.23%、54.66%、52.46%。從我國及世界蠶絲業發展歷程看，繭絲價格的大起大落和絲綢出口的大幅波動，都是對蠶絲業發展的傷害，不利于保持蠶絲產業規模的穩定，也不利于推進蠶絲業的高質量發展。
2.2 疫情對產業鏈各環節的影響存在差異
2020 年我國蠶繭產量同比減少了4.1%，蠶絲、綢緞、蠶絲被產量分別同比減少22.21%、20.35% 和21.5%，而真絲綢出口同比下降52.46%，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對蠶桑生產、絲綢加工、絲綢出口影響的嚴重程度依次增大，即疫情對蠶桑生產的影響相對較小，對絲綢加工的影響較大，而對絲綢出口的影響最大，其中一個原因是絲綢出口受到中美貿易戰的疊加影響較大。疫情對絲綢貿易的影響還體現在2 個方面：一是我國絲綢進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例大幅上升，從2019 年的9.94% 上升到2020 年的19.62% 和2021 年的23.3%，2022 年依然高達17.7%；二是2020 年絲類貿易凈出口量由正轉負，出現30 年來第一次絲類貿易量的逆差，2021 年逆差擴大至1 616 t，2022 年又轉為順差2 099 t。
2021—2022 年產業鏈各環節的回升也明顯存在差異。2022 年蠶繭產量73.88 t，比2020 年增加了7.13%，已經超過疫情前2019 年的蠶繭產量水平；蠶絲、綢緞繼續減產，但2022 年蠶絲被產量1 663 萬條，比2020 年增加79.98%，且已高于2018—2019年的產量水平，說明疫情期間國內市場對終端產品蠶絲被的需求不減反增。2022 年真絲綢出口額比2020年增加了58.58%，只恢復到2019 年出口額的78.33%；其中絲類、真絲綢緞、絲綢制成品出口分別增長96.89%、71.14%和35.69%，即加工程度越高的絲綢商品的出口恢復越弱，由此導致我國絲綢商品出口結構更加偏向于繭絲原料和綢緞半成品為主。
2.3 疫情加快了產業鏈向西轉移的速度 疫情并未改變
我國蠶絲業由東向西轉移的進程，反而是加快了產業鏈各環節向西轉移的速度。繼2005 年西部蠶繭產量超過東部、2010 年西部蠶絲產量超過東部，2018年西部綢緞產量也超過東部，2020—2022 年在疫情的影響下，西部綢緞產量占比超過50%，初步實現了“東綢西移”。至此，我國蠶絲產業鏈的繭、絲、綢3 個環節都完成了由東部向西部的生產區域轉移。2022 年西部蠶繭、蠶絲、綢緞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比例分別達到了82.79%、63.69% 和51.89%，西部成為中國及世界最大的繭絲生產和綢緞加工基地。
2.4 疫情加快了產業各環節科技創新的步伐
面對中美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無論是蠶絲業的前端，還是后端，都加快了科技創新的步伐。
前端的蠶繭生產環節呈現2 個鮮明的特征：一是以浙江省巴貝集團嵊州陌桑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后簡稱陌桑高科）為代表的全齡人工飼料工廠化、規模化、智能化養蠶，徹底改變了幾千年來傳統的種桑養蠶模式，也引領了全國的全齡人工飼料工廠化養蠶模式的興起，吸引了雅士林集團有限公司、同益新中控實業有限公司等更多大型企業的介入。2021年陌桑高科初步實現了日產18 t 鮮繭的周年產業化運行（即全年365 d 連續養蠶產繭），年產蠶繭5 000 t，占浙江省蠶繭總產量的24.27%，使浙江省蠶繭產量比上年增加10.16%，一舉扭轉了該省連續13 年蠶桑生產不斷萎縮的局面；2022 年生產蠶繭6 500 t，占浙江省蠶繭總產量的34.99%；隨著2022 年底全齡人工飼料工廠化養蠶二期工程的試運行，2023 年二期投產后的陌桑高科預期年產蠶繭3 萬t 以上。二是以基地化、規模化、機械化為標志的中西部傳統種桑養蠶方式的現代化變革，近3 年來人工飼料工廠化小蠶共育、大蠶房及成套的省力化養蠶設施在各大蠶區快速推進。
后端的絲綢加工環節也呈現出2 大特征：一是數字化轉型正在改變傳統的生產流程，鮮繭繅絲、生絲電子檢測、數字印花、人工智能設計等關鍵技術裝備開發應用取得新突破；二是品牌引領和線上線下結合的營銷模式，使萬事利等一批絲綢產品成為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追捧的新國潮。
基礎研究領域，國家蠶桑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代方銀教授團隊完成1 078 份蠶種質資源深度測序，率先創建“數字家蠶”基因庫，成功繪制高精度家蠶泛基因組圖譜，入選2022 年度國內十大科技新聞。多元利用領域，桑枝總生物堿片、蠶絲蛋白骨釘、存儲器、保鮮劑、縫合線等高新技術產品研發成功，行業綜合利用開發不斷向生物、醫藥、化工等領域深入拓展。“雙碳”背景下，繅絲廢水熱能循環使用等清潔低碳生產技術廣泛應用，行業節能減排水平進一步提升。
2.5 疫情促進了蠶絲業國內大循環的構建
2017—2020年我國真絲綢出口額逐年下降，2021—2022年雖然企穩回暖、連續增長，但是2022 年出口額僅16.99億美元，只相當于2019 年的78.31%和2017 年的47.75%；而蠶繭產量相對穩定，絲綢進口持續增長，并且2020—2021年連續2年絲類進口量超過出口量、對歐盟的絲綢制成品進口額也超過出口額。因此，在線上線下銷售齊頭并進，直播帶貨、短視頻等新零售快速發展的情況下，我國生產的繭絲最終主要以蠶絲被、真絲家紡、服裝服飾、禮品等產品由國內市場消費。
據商務部監測，2021 年全國50家絲綢樣本企業銷售額為31.35億元，同比增長24.91%。其中，真絲綢緞銷售額12.28億元，同比增長46.15%；家紡產品銷售額11.81 億元，同比增長14.72%；真絲服裝銷售額3.79 億元，同比增長9.57%；服飾銷售額2.23 億元，同比增長3.54%；其他產品銷售額1.25 億元，同比增長56.57%。按2016 年內銷比例60%推算，2020—2022 年我國繭絲綢產品內銷比例應在70% 以上，蠶絲業已經由過去典型的出口主導轉向內銷為主，初步形成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
3 推進我國蠶絲業高質量發展的對策建議
2022 年12 月以來，隨著我國防疫措施的優化調整，經濟社會生活逐漸回歸正常。黨的二十大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后疫情時代我國蠶絲業高質量發展也應從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體系轉變。謀求蠶絲業高質量發展，實現中國蠶絲業現代化，需要秉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開放發展、綠色發展和共享發展。
3.1 堅持創新發展，加快科技創新步伐
面對國內外環境新變化，傳統的蠶絲業更加需要發揮科技創新的支撐引領作用，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重大機遇，加快推進科技創新的步伐。從產業鏈前端來講，要繼續轉變生產方式，使傳統蠶桑生產向現代化蠶繭工廠轉變，實現蠶業現代化。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大力推廣應用省力化設備和技術，降低勞動強度，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在東部相對發達地區，則進一步擴大全齡人工飼料工廠化養蠶規模和提高生產、管理和產品開發應用水平。從產業鏈中后端來講，要加快繅絲設備和技術的智能化、繅絲織綢一體化，絲綢印染數字化和絲綢產品定制化；加快自主絲綢品牌建設，提高終端產品附加值和國際競爭力。從產業多元拓展來講，要加快推進生物醫藥、功能蠶絲蛋白等研究、開發與應用，加快新產品的產業化進程，將蠶桑繭絲資源向生物材料、醫用、保健等高新技術領域和大健康產業拓展。
3.2 堅持協調發展，加強產業和區域協調
產業協調發展的要義在于增強產業鏈整體性、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的協調性。產業鏈整體性旨在延伸產業鏈、完善供應鏈、構建創新鏈、提升價值鏈。產業結構協調發展既要完善包括種桑養蠶、繅絲織綢、成品制造、對外貿易各環節的傳統產業鏈，又要構建包括桑產業、蠶產業、蠶桑絲綢文化產業在內的現代蠶絲產業體系，不斷拓展產業分支，延伸各分支產業鏈。區域協調發展應正視“東桑西移”“東絲西進”和“東綢西移”的現實，協調東、中、西部主產省之間的分工與合作，促使產業鏈各環節向優勢區域、優勢企業集聚，形成農工商貿各環節、一二三各產業在各區域間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協調發展的新格局。在國內外協調發展上，傳統蠶絲業是一個以出口為主、外向度很高的產業，現代蠶絲產業體系的發展將更多滿足國內市場對絲綢產品、桑蠶繭絲多元利用產品的消費需求，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蠶絲業發展新格局。
3.3 堅持綠色發展，強化產業低碳功能
“雙碳”目標下，未來我國污染防治、生態環保、綠色發展力度將持續加大。為實現生態文明，必須堅持“兩山”理念，深入實施蠶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快推動蠶絲業生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一要推進桑樹生態價值的實現，彰顯桑樹的生態效益。桑樹本身具有很強的生態價值和碳匯作用，只是如何評估和實現桑樹生態價值有待進一步研究，尤其是量化和轉化研究。二要充分認識蠶桑絲綢產品的綠色特征。蠶絲是一種天然纖維，作為“纖維皇后”，素有“人體第二肌膚”的美稱。絲綢產品和蠶桑繭絲資源多元利用產品皆為綠色、健康產品。三要變革蠶繭生產方式。依托人工飼料、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加快全齡人工飼料工廠化、智能化養蠶收繭和蠶沙再利用，改變養蠶對季節、氣候、土地的依賴。實現蠶桑生產的規模經濟效益。四要推進循環經濟模式。通過基地化、規模化、集約化生產和產業化經營，提高傳統蠶桑生產效率和土地利用率；加快蠶桑繭絲資源多元利用和轉型發展，大幅提高資源循環利用效率。
3.4 堅持開放發展，加大產業國際合作
蠶絲業高質量發展應主動融入大農業、大紡織業、大健康產業，即前端融入大農業，后端融入大紡織業，整個產業體系融入大健康產業。積極推進產業開放與合作，向資本和其他行業開放，吸引工商業資本和企業的介入，尤其是有實力的大型企業介入蠶絲業各分支及產業鏈各環節。隨著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亞、南亞、東南亞、非洲種桑養蠶的進程加快，我國蠶種、栽桑養蠶、繅絲都呈現向國外轉移的趨勢，近幾年的絲綢貿易結構的變化也表明了此種趨勢。為此，應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加快產業國際布局，從全球范圍進行空間層面的產業鏈整合和資源優化配置，提升我國在世界蠶絲產業鏈中的分工地位。加強國內外企業與相關科研院所的協作，構建產、學、研相結合的科技創新體制和機制，推進多元化的現代蠶絲產業體系的發展。
3.5 堅持共享發展，提升產業共享水平
2021 年我國人均GDP 超過1.2萬美元，中等收入群體達到4億人，我國正在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隨著收入水平上升，居民消費需求必然轉向綠色、健康、舒適型產品，絲綢產品及蠶桑繭絲資源多元開發利用生產出來的食品、保健品、藥品及蠶絲生物醫用產品等，都是實現人民美好生活的大健康產品。歷史上的蠶絲業曾經是高新技術產業、支柱產業、功勛產業，現在的蠶絲業是我國具有深厚傳統文化底蘊的歷史經典產業，也是21世紀美化生活提升品質的時尚創意產業；是我國低碳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特色民生產業，也是我國能夠實現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地區支柱產業。鄉村振興的關鍵是產業振興，蠶絲業曾經在精準扶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必將在鄉村振興中繼續發揮其應有作用。蠶業增效、農民增收還是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發展蠶絲業，前端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后端滿足人民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有利于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推進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
日期：2023-0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