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口的多元化發展、貿易鏈的適應性調整、中國企業應對競爭的能力，都對中美貿易戰的沖擊有承托作用。
2018年12月中國制造業PMI進口和出口訂單指數均進一步下挫，已接近2015年最低點，出口訂單和進口需求都出現了明顯惡化。2018年11月，中國出口同比跌至5.4%，前期“搶出口”的支撐作用大幅衰減。2018年以來全球出口增長明顯放緩，也在加劇中國出口減速的擔憂。
在此情況下，市場對2019年、特別是上半年中國出口非常悲觀。但會不會有超預期，或者市場關注不夠的因素，令2019年的中國出口不致那么不堪呢？
因素一：對“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出口有望相對平穩
2008年次貸危機后，中國外貿出口結構的多元化得到長足發展：對傳統歐美日國家的出口占比從2007年的46.1%下降到2017年39.9%，而對“一帶一路”主要國家和其他地區的出口占比則從38.5%上升到44.4%（圖1）。2018年9月發布的《“一帶一路”貿易合作大數據報告（2018）》顯示，2017年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總額增長8.5%，高于整體出口增速0.6個百分點，占出口額的34.1%。尤其是，次貸危機之后，中國整體出口與對“一帶一路”主要國家出口的增速相關性明顯增強（圖2）。
圖1：中國出口多元化趨勢明顯
圖2：次貸危機后中國對一帶一路出口重要性上升
也就是說，隨著中國出口結構的升級、出口范圍的拓展，出口增長愈發取決于全球整體需求。我們認為，在全球流動性收縮節奏大概率放緩的情況下，2019年全球經濟失速下滑的程度可能并不太高。IMF也給出了相近的預測：在全球出口表現最差的2015和2016年，全球GDP實際增長是3.5%和3.3%，而當年IMF對全球GDP的預測在3.1%，低于實際表現；2019年，IMF對全球GDP增長的預測值僅從2018年的3.73%略微下調至3.65%。目前，尚沒有充分跡象支持2019年全球需求重返2015年的低迷態勢。
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作為應對外貿環境變化的重要抓手。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引起周遭國家不少的非議、擔憂甚至抵觸，但只要我們采取更加務實的態度，以共建的態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讓這些國家更多地參與進去并分享利益，“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有望成為中國出口的一個穩定性力量。
因素二：對歐洲地區的出口有望相對平穩
2008年次貸危機前，對歐盟出口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超過20%，比美國體量更大；次貸危機后，對歐盟出口占比有所下降，近年來穩定在16%左右，依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近期，市場對歐洲經濟的謹慎情緒與日俱增，但2019年歐洲經濟未必“一爛到底”。事實上，歐元匯率對于歐洲經濟具有不可忽視的滯后影響作用。我們看兩組數據：
1）2014年以來，歐元兌美元匯率VS花旗經濟意外指數的歐洲與美國差值（反映歐美經濟相對景氣度），存在一種較穩定的領先滯后規律。2014下半年，因歐美貨幣政策分化，歐元兌美元大幅貶值，2015年歐洲經濟表現持續強于美國；2016年，因英國脫歐引發歐元區不穩定預期，歐元兌美元再度下挫，2017年歐洲經濟表現再度顯著強于美國；2017年在歐洲靚麗的經濟表現下，歐元兌美元顯著升值，2018年歐洲經濟表現明顯弱于美國。若這一規律成立，2018年歐元對美元再度貶值，將使2019年的歐洲經濟存在邊際上超預期的可能（圖3）。
圖3：歐元匯率對經濟增長呈現出領先規律
2）領先1年的歐元兌美元匯率與歐元區制造業PMI的良好相關性，也暗含著2019年歐洲經濟好于預期的可能性。而若2019年歐元區經濟表現還不錯，中國對歐洲的出口也有望保持相對平穩。
因素三：不要低估中國出口企業的韌性和調適能力
我們通過兩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1）當年中國加入WTO時，也有打開國門引入競爭后，中國制造業特別是紡織業行將全軍覆沒的聳聽危言。但此后卻是中國最快速騰飛、享受全球化紅利的十幾年。經過1998年供給側改革的痛苦出清后，中國紡織行業從2002年開始進入爆發式增長：到2011年的10年時間里，中國紡織業出口額增長4倍，工業產值增長4.8倍，企業數量增長0.9倍（圖4）；中國化纖、紗、布、呢絨、絲織品、服裝等產量均居世界第一，纖維加工量占全球比重已提高到2007年的50%左右，繼續保持世界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的地位。同時，紡織行業的技術改造升級也取得了長足進展，2007年出口服裝面料自給率從50%左右提高到70%以上。歷史會否重演？否極能否泰來？
圖4：中國加入WTO后紡織業繁榮發展
2）我們近期草根調研了解到，在中美貿易沖突的不確定背景下，不少出口企業看好轉口貿易的前景，也在積極需求以第三國作為“通道”的迂回出口方式；也有部分企業加快了對外（越南等低勞動力成本國家）轉移生產線的步伐。中美互征關稅以來，中國進口大豆的結構變化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窺見全球供應鏈重構的趨勢。每年4-10月中國主要從巴西進口大豆，11月到來年3月則以進口美國大豆為主。2018年7月中國對美國進口大豆征收25%關稅后，中國從巴西進口大豆的比例在9-11月連續保持在94%以上，進口巴西大豆絕對量的降幅要大大弱于往年同期。
此外，我們調研的相當部分出口企業反映：目前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征收10%關稅，企業通過與供應商共擔、終端產品漲價、以及人民幣匯率貶值，基本上可以平抑掉影響。這些企業相對來說更關切其它幾方面壓力，包括去產能造成的原材料漲價、不斷提高的環保壓力、社保收緊帶來的成本提升、以及人民幣匯率“上躥下跳”帶來的套保損失等，這些對企業經營造成的沖擊更大。如果在2019年3月1日之前中美之間能夠達成協議，貿易沖突不致進一步升級的話（目前看起來概率很高），疊加一系列民企紓困和減稅降費措施的相繼落地，那么，中國對美出口增長有望錄得一個更低但卻更穩定的增速。
結論：從最好處著眼，做最壞的打算
中美貿易戰是一場持久戰、消耗戰。但當前國際貿易格局并未完全脫離多邊體系的框架，中國出口的多元化發展、全球貿易鏈的適應性調整、中國企業逆境生長和應對競爭的能力，都對中美貿易戰的沖擊有承托作用。2019年中國出口勢必要下一個臺階，尤其是經過2018年“搶出口”的透支之后，但或許并不像2015年那般蕭瑟。
相比之下，提高中國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更加迫在眉睫。這是當年“廣場協議”后，日本和德國的出口增長很快得到恢復的關鍵。尤其是，1990年代日本雖然遭遇美國戰略遏制、房地產市場崩盤的重大沖擊，但并沒有阻擋日本制造業高端化的道路：依靠大量的對外投資，1990年代日本制造業進一步向裝備制造和中高科技產業集中，日本中高科技產業在制造業中占比從1990年的50.9%進一步上升到2012年的55%。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作為重點工作任務的第一條提出，“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是中國經濟持續有質量增長的根本利器。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2018年12月中國制造業PMI進口和出口訂單指數均進一步下挫，已接近2015年最低點，出口訂單和進口需求都出現了明顯惡化。2018年11月，中國出口同比跌至5.4%，前期“搶出口”的支撐作用大幅衰減。2018年以來全球出口增長明顯放緩，也在加劇中國出口減速的擔憂。
在此情況下，市場對2019年、特別是上半年中國出口非常悲觀。但會不會有超預期，或者市場關注不夠的因素，令2019年的中國出口不致那么不堪呢？
因素一：對“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出口有望相對平穩
2008年次貸危機后，中國外貿出口結構的多元化得到長足發展：對傳統歐美日國家的出口占比從2007年的46.1%下降到2017年39.9%，而對“一帶一路”主要國家和其他地區的出口占比則從38.5%上升到44.4%（圖1）。2018年9月發布的《“一帶一路”貿易合作大數據報告（2018）》顯示，2017年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總額增長8.5%，高于整體出口增速0.6個百分點，占出口額的34.1%。尤其是，次貸危機之后，中國整體出口與對“一帶一路”主要國家出口的增速相關性明顯增強（圖2）。
圖1：中國出口多元化趨勢明顯
圖2：次貸危機后中國對一帶一路出口重要性上升
也就是說，隨著中國出口結構的升級、出口范圍的拓展，出口增長愈發取決于全球整體需求。我們認為，在全球流動性收縮節奏大概率放緩的情況下，2019年全球經濟失速下滑的程度可能并不太高。IMF也給出了相近的預測：在全球出口表現最差的2015和2016年，全球GDP實際增長是3.5%和3.3%，而當年IMF對全球GDP的預測在3.1%，低于實際表現；2019年，IMF對全球GDP增長的預測值僅從2018年的3.73%略微下調至3.65%。目前，尚沒有充分跡象支持2019年全球需求重返2015年的低迷態勢。
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作為應對外貿環境變化的重要抓手。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引起周遭國家不少的非議、擔憂甚至抵觸，但只要我們采取更加務實的態度，以共建的態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讓這些國家更多地參與進去并分享利益，“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有望成為中國出口的一個穩定性力量。
因素二：對歐洲地區的出口有望相對平穩
2008年次貸危機前，對歐盟出口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超過20%，比美國體量更大；次貸危機后，對歐盟出口占比有所下降，近年來穩定在16%左右，依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近期，市場對歐洲經濟的謹慎情緒與日俱增，但2019年歐洲經濟未必“一爛到底”。事實上，歐元匯率對于歐洲經濟具有不可忽視的滯后影響作用。我們看兩組數據：
1）2014年以來，歐元兌美元匯率VS花旗經濟意外指數的歐洲與美國差值（反映歐美經濟相對景氣度），存在一種較穩定的領先滯后規律。2014下半年，因歐美貨幣政策分化，歐元兌美元大幅貶值，2015年歐洲經濟表現持續強于美國；2016年，因英國脫歐引發歐元區不穩定預期，歐元兌美元再度下挫，2017年歐洲經濟表現再度顯著強于美國；2017年在歐洲靚麗的經濟表現下，歐元兌美元顯著升值，2018年歐洲經濟表現明顯弱于美國。若這一規律成立，2018年歐元對美元再度貶值，將使2019年的歐洲經濟存在邊際上超預期的可能（圖3）。
圖3：歐元匯率對經濟增長呈現出領先規律
2）領先1年的歐元兌美元匯率與歐元區制造業PMI的良好相關性，也暗含著2019年歐洲經濟好于預期的可能性。而若2019年歐元區經濟表現還不錯，中國對歐洲的出口也有望保持相對平穩。
因素三：不要低估中國出口企業的韌性和調適能力
我們通過兩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1）當年中國加入WTO時，也有打開國門引入競爭后，中國制造業特別是紡織業行將全軍覆沒的聳聽危言。但此后卻是中國最快速騰飛、享受全球化紅利的十幾年。經過1998年供給側改革的痛苦出清后，中國紡織行業從2002年開始進入爆發式增長：到2011年的10年時間里，中國紡織業出口額增長4倍，工業產值增長4.8倍，企業數量增長0.9倍（圖4）；中國化纖、紗、布、呢絨、絲織品、服裝等產量均居世界第一，纖維加工量占全球比重已提高到2007年的50%左右，繼續保持世界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的地位。同時，紡織行業的技術改造升級也取得了長足進展，2007年出口服裝面料自給率從50%左右提高到70%以上。歷史會否重演？否極能否泰來？
圖4：中國加入WTO后紡織業繁榮發展
2）我們近期草根調研了解到，在中美貿易沖突的不確定背景下，不少出口企業看好轉口貿易的前景，也在積極需求以第三國作為“通道”的迂回出口方式；也有部分企業加快了對外（越南等低勞動力成本國家）轉移生產線的步伐。中美互征關稅以來，中國進口大豆的結構變化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窺見全球供應鏈重構的趨勢。每年4-10月中國主要從巴西進口大豆，11月到來年3月則以進口美國大豆為主。2018年7月中國對美國進口大豆征收25%關稅后，中國從巴西進口大豆的比例在9-11月連續保持在94%以上，進口巴西大豆絕對量的降幅要大大弱于往年同期。
此外，我們調研的相當部分出口企業反映：目前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征收10%關稅，企業通過與供應商共擔、終端產品漲價、以及人民幣匯率貶值，基本上可以平抑掉影響。這些企業相對來說更關切其它幾方面壓力，包括去產能造成的原材料漲價、不斷提高的環保壓力、社保收緊帶來的成本提升、以及人民幣匯率“上躥下跳”帶來的套保損失等，這些對企業經營造成的沖擊更大。如果在2019年3月1日之前中美之間能夠達成協議，貿易沖突不致進一步升級的話（目前看起來概率很高），疊加一系列民企紓困和減稅降費措施的相繼落地，那么，中國對美出口增長有望錄得一個更低但卻更穩定的增速。
結論：從最好處著眼，做最壞的打算
中美貿易戰是一場持久戰、消耗戰。但當前國際貿易格局并未完全脫離多邊體系的框架，中國出口的多元化發展、全球貿易鏈的適應性調整、中國企業逆境生長和應對競爭的能力，都對中美貿易戰的沖擊有承托作用。2019年中國出口勢必要下一個臺階，尤其是經過2018年“搶出口”的透支之后，但或許并不像2015年那般蕭瑟。
相比之下，提高中國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更加迫在眉睫。這是當年“廣場協議”后，日本和德國的出口增長很快得到恢復的關鍵。尤其是，1990年代日本雖然遭遇美國戰略遏制、房地產市場崩盤的重大沖擊，但并沒有阻擋日本制造業高端化的道路：依靠大量的對外投資，1990年代日本制造業進一步向裝備制造和中高科技產業集中，日本中高科技產業在制造業中占比從1990年的50.9%進一步上升到2012年的55%。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作為重點工作任務的第一條提出，“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是中國經濟持續有質量增長的根本利器。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