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專門針對老年人的虛假宣傳、欺詐銷售保健食品案件正潛滋暗長，在各地頻頻出現，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行為，嚴重侵害了消費者尤其是老年人的人身、財產權益，擾亂了保健食品市場秩序，破壞了政府公信力，對社會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2017年10月份，鹿城市監破獲了一起社會影響極為惡劣的虛假宣傳和欺詐銷售保健食品案件——康瑞祥保健食品案，此案件涉案時間長、波及范圍廣、組織嚴密、手段惡劣、情節嚴重，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等鹣榘缸鳛榇祟惏讣械囊粋€典型案例十分具有代表性，往往具有此類案件所共同具有的特點，即以銷售之名行詐騙之實，其危害性之大，涉及面之廣應該引起政府有關部門和社會的高度關注。下面我們以康瑞祥案為例，深入分析研究保健食品虛假宣傳和欺詐銷售類案件的案件性質、猖獗原因以及整治對策：
一、案件性質
以康瑞祥案為例，保健食品虛假宣傳和欺詐銷售類案件的定性問題是核心和關鍵，而要給此類案件定性就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深入了解違法主體及其行為特點和運行機制。
1、利欲熏心，牟取暴利，價格欺詐。在康瑞祥虛假宣傳、欺詐銷售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名為納豆紫蘇籽油軟膠囊的產品，其構成成分為納豆粉、紫蘇籽油和姜黃素等幾種常見的食品原料，成本低廉，但其售價卻達到每盒8280元，可謂是漫天要價。經過我們的初步調查，康瑞祥門店從杭州總公司購入的產品價格與銷售的價格的比例是1比5，即購入價格是銷售價格的20%，況且康瑞祥門店銷售的產品大多為公司自己委托加工廠商生產制造的保健食品，占保健食品成本比重較大的外包裝部分也由總公司自己提供，這樣，保健食品的成本就只是制造商的原材料和加工費用，這樣估測下來，一盒售價為8280的產品，其成本很可能只有五、六百元，差價率之高，不得不稱之為價格欺詐，而其他同類案件也存在著相同問題。
2、虛假專家，虛假功效，會銷欺詐。首先，不法經銷商在整個“會銷”過程中以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手段實施了三個欺詐行為，一個是對假專家的包裝和虛假宣傳，包括會場中橫幅、海報上所宣傳的以及視頻中播放的所謂“專家”、“教授”的頭銜和身份全部都是由康瑞祥內部工作人員事先偽造的；另一個是對所銷售產品功效的虛假宣傳，不法經銷商明知所售產品是保健食品并不具有藥品功效卻故意夸大保健功效、渲染治病療效，加深消費者對產品的錯誤認識，具有較強的誘導和欺騙性；第三個也是最具“殺傷力”的欺詐行為是由以上所謂“專家”根據事先早已為受害者“量身定做”好的“話術”，一對一地針對受害者進行產品功效的進一步虛假宣傳和欺詐銷售，在這一環節中，中老年人由于年齡因素普遍存在頸動脈血管狹窄或有斑塊的現象，違法分子以此為著手點，夸大受害者前期所做的頸動脈彩超報告結果的嚴重性，利用老年人怕生病的心理弱點，下危機感，“用權威震懾”，虛構事實，危言聳聽，甚至恐嚇老年人如若再不服用產品，就會有90%以上的可能性發生嚴重的中風，此時的老年人早已被嚇得渾身發抖，猶如刀俎下的魚肉，任人宰割。而這種早已被不法經銷商慣用的“伎倆”已然具有了詐騙的性質。
3、分工明確，層層設計，精密布局?？等鹣楣炯軜嫳容^復雜，規模龐大，網點遍布整個省。杭州總公司，下設6家子公司，溫州德馬康之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子公司，德馬下設多個平臺，每個平臺又包括了多個門店，全省共有幾百家門店。溫州德馬康之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作為中間的“橋梁”，起到“連接”同時“隔離”總公司與門店的作用，門店的營業收入由它直接轉給總公司，而一旦門店被查處或是有其他損失，立即與總公司“切斷”關系，由門店獨立承擔責任，而這個所謂“中間人”在總公司占股25%，即公司在門店方面收入的25%歸它所有。由此看來，從杭州總公司，到溫州子公司，再到銷售平臺，最后到基本銷售單元門店，每一個環節都要在這場“洗劫”的“贓款”里“分一杯羹”，層層加碼，需求龐大，在這樣龐大的需求下，就必須要有豐厚的利潤作保障，而很多老年人一輩子積攢下來的積蓄，就都被這些遍布各地的長期“寄生”的“蛀蟲”吞噬進了自己的腰包。在這次康瑞祥會銷案中，1天半時間共銷售33盒，每盒售價高達8280元，涉案金額27萬余元。調查中還發現2017年1月至9月，該公司利用類似手段，銷售其他健康類產品近800萬元。因此可以說，這是一個分工明確、組織嚴密的犯罪集團。
4、針對老人，騙取財產，貽誤治療。不良商家虛假宣傳保健食品具有藥品功效，能夠起到治病健身的作用，利用老年人對健康的急切期盼和對信息了解不多等弱點，使本來已經非常脆弱的老年人蒙受損失，有的老年人甚至誤以為保健食品能治病因此停掉正在服用的正規藥物，導致貽誤治療，加重病情，更有老年人因為被不法商家欺詐而用盡所有積蓄購買保健品，而后發現被騙卻索賠無門，最終懊悔無比選擇自殺。由此可見，這種不法行為不僅侵犯了老年人的合法財產所有權，還對老人生命健康權造成了極大地損害。
通過以上案件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到，康瑞祥案中的違法行為已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屬于非典型詐騙行為。
二、猖獗原因
然而，以康瑞祥案為代表的虛假宣傳和欺詐銷售保健食品案件雖然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但卻十分猖獗，無論是在城市或是在鄉鎮，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各種“保健養生館”，以關愛老年人健康為名，行欺詐銷售之實，數量之多，蔓延之廣，手段之惡劣，令人觸目驚心。我們不禁要思考，除違法分子的精心設計外，造成這種現象的更深層次的原因。
1、案件定性不明確，處罰力度較小。我國目前針對這類案件的定性和處罰大部分還僅僅局限于行政處罰，往往責令改正加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處罰力度小，違法成本低，因此這些不法分子為牟取暴利，不惜鋌而走險，頂風作案，導致保健品虛假宣傳、欺詐銷售現象屢禁不止，無法根除，成為了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毒瘤”和“頑疾”。
2、執法主體權責不明確，缺乏良性協調機制。在此類案件的初期，往往是由食藥監和市場監管部門作為執法主體進行立案和調查。然而，由于食藥監和市場監管部門行政管轄權有限，取證手段不足，無法進一步深入調查獲取違法犯罪行為的充分證據。如康瑞祥案件中，受執法主體的執法權限限制，對于產品的在生產廠家的購入價格、包裝成本等細節證據都無法獲取，而此時擁有更多執法權限的公安部門也較少介入，影響了案件的下一步定性和處罰，這無疑是本案的一大遺憾，同時也暴露了在此類案件的處理上，各執法主體權責不明、缺乏良性協調機制的問題。
三、對策建議：
1、對以上所述涉及虛假宣傳與欺詐銷售保健食品的行為與案件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虛假宣傳與欺詐銷售保健食品的案件中針對老年人的這種欺詐、恐嚇行為性質惡劣，具有極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顯然已符合詐騙罪中“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手段。而正是基于不法經銷商的這種詐騙行為，使得受害者產生錯誤認識，認為產品真的能夠起到商家所宣稱的功效，從而高價購買產品即做出處分財產的行為。因此，可以說受害者產生錯誤認識從而做出處分財產行為是由于不法經銷商的欺詐行為導致，二者具有因果關系。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詐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動輒單價幾千上萬的保健食品，無疑早已滿足詐騙罪中對金額的限定。
2、對以上所述涉及虛假宣傳和欺詐銷售保健食品案件中的主體以犯罪集團論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三人以上為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的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是犯罪集團。”上類案件的違法主體多是架構復雜、分工明確、人數眾多、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且實施了共同的犯罪行為，而且股東作為首要分子對其他共同犯罪人員的所有行為負責，因此，符合刑法中對于犯罪集團這一共同犯罪主體的要求。
3、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加大打擊力度，嚴查大案要案。
對于保健食品虛假宣傳與欺詐銷售行為，最高額度20萬元的行政處罰根本無法起到震懾作用，所以，以詐騙罪定罪處罰，上升到刑事案件的層面無疑是打擊此類違法案件的一大利器，這就要求各部門形成合力，建立相互溝通協調和通報機制。就具體操作而言，可由省政法委牽頭，聯合公、檢、法三家，并邀請省工商、食藥監部門召開協調會議，形成長效工作機制，規定工商、食藥監部門對案件進行初步判斷，一旦定性立即移交公安機關，再由公安機關進行進一步的調查取證和案件起訴工作。做到該處罰的必須處罰、該移送的必須移送、該曝光的必須曝光，形成對違法犯罪行為的嚴打震懾力。另外，可以賦予相關執法監管部門更多的調查取證的權利，對于案件線索，一查到底，生產環節的要延伸到經營環節，召回相關產品，經營環節的要上溯到生產環節，徹查來源和其他銷售渠道。
日期：2018-03-12
2017年10月份，鹿城市監破獲了一起社會影響極為惡劣的虛假宣傳和欺詐銷售保健食品案件——康瑞祥保健食品案，此案件涉案時間長、波及范圍廣、組織嚴密、手段惡劣、情節嚴重，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等鹣榘缸鳛榇祟惏讣械囊粋€典型案例十分具有代表性，往往具有此類案件所共同具有的特點，即以銷售之名行詐騙之實，其危害性之大，涉及面之廣應該引起政府有關部門和社會的高度關注。下面我們以康瑞祥案為例，深入分析研究保健食品虛假宣傳和欺詐銷售類案件的案件性質、猖獗原因以及整治對策：
一、案件性質
以康瑞祥案為例，保健食品虛假宣傳和欺詐銷售類案件的定性問題是核心和關鍵，而要給此類案件定性就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深入了解違法主體及其行為特點和運行機制。
1、利欲熏心，牟取暴利，價格欺詐。在康瑞祥虛假宣傳、欺詐銷售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名為納豆紫蘇籽油軟膠囊的產品，其構成成分為納豆粉、紫蘇籽油和姜黃素等幾種常見的食品原料，成本低廉，但其售價卻達到每盒8280元，可謂是漫天要價。經過我們的初步調查，康瑞祥門店從杭州總公司購入的產品價格與銷售的價格的比例是1比5，即購入價格是銷售價格的20%，況且康瑞祥門店銷售的產品大多為公司自己委托加工廠商生產制造的保健食品，占保健食品成本比重較大的外包裝部分也由總公司自己提供，這樣，保健食品的成本就只是制造商的原材料和加工費用，這樣估測下來，一盒售價為8280的產品，其成本很可能只有五、六百元，差價率之高，不得不稱之為價格欺詐，而其他同類案件也存在著相同問題。
2、虛假專家，虛假功效，會銷欺詐。首先，不法經銷商在整個“會銷”過程中以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手段實施了三個欺詐行為，一個是對假專家的包裝和虛假宣傳，包括會場中橫幅、海報上所宣傳的以及視頻中播放的所謂“專家”、“教授”的頭銜和身份全部都是由康瑞祥內部工作人員事先偽造的；另一個是對所銷售產品功效的虛假宣傳，不法經銷商明知所售產品是保健食品并不具有藥品功效卻故意夸大保健功效、渲染治病療效，加深消費者對產品的錯誤認識，具有較強的誘導和欺騙性；第三個也是最具“殺傷力”的欺詐行為是由以上所謂“專家”根據事先早已為受害者“量身定做”好的“話術”，一對一地針對受害者進行產品功效的進一步虛假宣傳和欺詐銷售，在這一環節中，中老年人由于年齡因素普遍存在頸動脈血管狹窄或有斑塊的現象，違法分子以此為著手點，夸大受害者前期所做的頸動脈彩超報告結果的嚴重性，利用老年人怕生病的心理弱點，下危機感，“用權威震懾”，虛構事實，危言聳聽，甚至恐嚇老年人如若再不服用產品，就會有90%以上的可能性發生嚴重的中風，此時的老年人早已被嚇得渾身發抖，猶如刀俎下的魚肉，任人宰割。而這種早已被不法經銷商慣用的“伎倆”已然具有了詐騙的性質。
3、分工明確，層層設計，精密布局?？等鹣楣炯軜嫳容^復雜，規模龐大，網點遍布整個省。杭州總公司，下設6家子公司，溫州德馬康之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子公司，德馬下設多個平臺，每個平臺又包括了多個門店，全省共有幾百家門店。溫州德馬康之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作為中間的“橋梁”，起到“連接”同時“隔離”總公司與門店的作用，門店的營業收入由它直接轉給總公司，而一旦門店被查處或是有其他損失，立即與總公司“切斷”關系，由門店獨立承擔責任，而這個所謂“中間人”在總公司占股25%，即公司在門店方面收入的25%歸它所有。由此看來，從杭州總公司，到溫州子公司，再到銷售平臺，最后到基本銷售單元門店，每一個環節都要在這場“洗劫”的“贓款”里“分一杯羹”，層層加碼，需求龐大，在這樣龐大的需求下，就必須要有豐厚的利潤作保障，而很多老年人一輩子積攢下來的積蓄，就都被這些遍布各地的長期“寄生”的“蛀蟲”吞噬進了自己的腰包。在這次康瑞祥會銷案中，1天半時間共銷售33盒，每盒售價高達8280元，涉案金額27萬余元。調查中還發現2017年1月至9月，該公司利用類似手段，銷售其他健康類產品近800萬元。因此可以說，這是一個分工明確、組織嚴密的犯罪集團。
4、針對老人，騙取財產，貽誤治療。不良商家虛假宣傳保健食品具有藥品功效，能夠起到治病健身的作用，利用老年人對健康的急切期盼和對信息了解不多等弱點，使本來已經非常脆弱的老年人蒙受損失，有的老年人甚至誤以為保健食品能治病因此停掉正在服用的正規藥物，導致貽誤治療，加重病情，更有老年人因為被不法商家欺詐而用盡所有積蓄購買保健品，而后發現被騙卻索賠無門，最終懊悔無比選擇自殺。由此可見，這種不法行為不僅侵犯了老年人的合法財產所有權，還對老人生命健康權造成了極大地損害。
通過以上案件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到，康瑞祥案中的違法行為已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屬于非典型詐騙行為。
二、猖獗原因
然而，以康瑞祥案為代表的虛假宣傳和欺詐銷售保健食品案件雖然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但卻十分猖獗，無論是在城市或是在鄉鎮，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各種“保健養生館”，以關愛老年人健康為名，行欺詐銷售之實，數量之多，蔓延之廣，手段之惡劣，令人觸目驚心。我們不禁要思考，除違法分子的精心設計外，造成這種現象的更深層次的原因。
1、案件定性不明確，處罰力度較小。我國目前針對這類案件的定性和處罰大部分還僅僅局限于行政處罰，往往責令改正加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處罰力度小，違法成本低，因此這些不法分子為牟取暴利，不惜鋌而走險，頂風作案，導致保健品虛假宣傳、欺詐銷售現象屢禁不止，無法根除，成為了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毒瘤”和“頑疾”。
2、執法主體權責不明確，缺乏良性協調機制。在此類案件的初期，往往是由食藥監和市場監管部門作為執法主體進行立案和調查。然而，由于食藥監和市場監管部門行政管轄權有限，取證手段不足，無法進一步深入調查獲取違法犯罪行為的充分證據。如康瑞祥案件中，受執法主體的執法權限限制，對于產品的在生產廠家的購入價格、包裝成本等細節證據都無法獲取，而此時擁有更多執法權限的公安部門也較少介入，影響了案件的下一步定性和處罰，這無疑是本案的一大遺憾，同時也暴露了在此類案件的處理上，各執法主體權責不明、缺乏良性協調機制的問題。
三、對策建議：
1、對以上所述涉及虛假宣傳與欺詐銷售保健食品的行為與案件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虛假宣傳與欺詐銷售保健食品的案件中針對老年人的這種欺詐、恐嚇行為性質惡劣，具有極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顯然已符合詐騙罪中“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手段。而正是基于不法經銷商的這種詐騙行為，使得受害者產生錯誤認識，認為產品真的能夠起到商家所宣稱的功效，從而高價購買產品即做出處分財產的行為。因此，可以說受害者產生錯誤認識從而做出處分財產行為是由于不法經銷商的欺詐行為導致，二者具有因果關系。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詐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動輒單價幾千上萬的保健食品，無疑早已滿足詐騙罪中對金額的限定。
2、對以上所述涉及虛假宣傳和欺詐銷售保健食品案件中的主體以犯罪集團論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三人以上為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的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是犯罪集團。”上類案件的違法主體多是架構復雜、分工明確、人數眾多、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且實施了共同的犯罪行為，而且股東作為首要分子對其他共同犯罪人員的所有行為負責，因此，符合刑法中對于犯罪集團這一共同犯罪主體的要求。
3、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加大打擊力度，嚴查大案要案。
對于保健食品虛假宣傳與欺詐銷售行為，最高額度20萬元的行政處罰根本無法起到震懾作用，所以，以詐騙罪定罪處罰，上升到刑事案件的層面無疑是打擊此類違法案件的一大利器，這就要求各部門形成合力，建立相互溝通協調和通報機制。就具體操作而言，可由省政法委牽頭，聯合公、檢、法三家，并邀請省工商、食藥監部門召開協調會議，形成長效工作機制，規定工商、食藥監部門對案件進行初步判斷，一旦定性立即移交公安機關，再由公安機關進行進一步的調查取證和案件起訴工作。做到該處罰的必須處罰、該移送的必須移送、該曝光的必須曝光，形成對違法犯罪行為的嚴打震懾力。另外，可以賦予相關執法監管部門更多的調查取證的權利，對于案件線索，一查到底，生產環節的要延伸到經營環節，召回相關產品，經營環節的要上溯到生產環節，徹查來源和其他銷售渠道。
日期：2018-03-12
